1942年春季，日军针对八路军控制的多个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冀中和冀南地区遭受的攻势尤为猛烈。敌军的主要目标是歼灭八路军主力部队，屠杀当地民众，掠夺物资资源，同时彻底破坏抗日民主政权，以此强化其在华北占领区的统治地位。

敌军此次"扫荡"行动采取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其首要目标区域锁定在太行山脉北部与冀中平原一带。在冀中区域，日军实施了极端残暴的"三光"政策，焚烧、屠杀、劫掠无一不施，致使当地呈现"村村白幡飘扬，处处硝烟弥漫"的惨状。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八路军冀中主力部队采取分兵策略，一部分转移至其他根据地，另一部分则化整为零，继续在当地开展游击作战。冀中区委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被迫做出暂时转移的决定。

某日，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向师属干部轮训队布置了一项紧急任务。据李参谋长通报，冀中区委书记黄敬及其随行人员在向涉县一二九师师部转移途中，与负责掩护的部队失去联系。尽管一二九师已派出多支搜索队伍，但至今仍未获得任何线索。鉴于情况紧急，上级决定调派我轮训队参与搜救行动。李参谋长在地图上标明了大致搜索区域，指示我们应在石家庄以南地区展开行动，重点向北进行搜寻。随后，师部直属队抽调了两个连的兵力，与轮训队百余名学员共同组建了一支搜索分队，立即展开行动。

涉县至石家庄的南北跨度长达数百里，难以确定他们位于平汉铁路的东侧还是西侧。在如此广阔的区域搜寻十几个人，难度堪比大海捞针。我们自涉县启程，途经邯郸、武安，竭力规避日军的封锁线，一路向北展开搜寻。在沙河县与邢台，通过地下组织多方打探，却始终未获任何消息。在沙河刘石岗附近，我们与一小股日伪军发生遭遇战。经与刘昌义商议，决定白天分头并进搜寻线索，夜间在指定地点汇合。如此连续数日，仍未得到关于黄敬一行的任何消息。行至内丘县，我们遇见大批从冀中南迁的百姓，都是为躲避日军“扫荡”而逃难的民众。推测他们可能隐匿在逃难队伍中，我们两支队伍随即合并，继续向北推进。

正午时分，我们抵达临城县的一个小镇，在镇外设好警戒哨后，正准备休整。通信员张永宽陪同连长前来报告，称另一条街的饭馆里有几个形迹可疑的外地人，建议我去查看。与刘昌义一同前往后，发现是几位身着长衫的商人。与他们交谈时，对方对生意经头头是道，显然深谙此道。然而，我和刘昌义都注意到，他们见到我们的八路军军装后，虽保持警惕，却难掩一丝兴奋。我判断情况有异，便直接表明我们在寻找黄敬同志。考虑到当时敌特经常伪装成八路军潜入根据地搜集情报或抓捕我方人员，他们的谨慎态度完全可以理解。我详细说明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出发地以及寻找黄敬同志的具体任务。这时，一位约莫三十岁、账房先生模样的人起身与我们握手，自称就是黄敬。这意外的相遇让我们欣喜不已，正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为保障黄敬同志的安全，我们选择绕开平汉铁路及公路干线，护送其返回师部。途经邢台县时，恰巧遇见三八五旅的一个团，该部队同样接到寻找黄敬同志的任务。鉴于该团兵力充足，更利于安全护卫，我们便将黄敬同志交由他们继续护送，随即返回师部复命。据后续消息，黄敬同志最终安全抵达了一二九师驻地。

自1941年起，日军显著加强了对晋察冀、冀中及太行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打击力度。在华北地区，日军相继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其控制区域实施"清乡"政策；针对边界地带采取"蚕食"策略；对根据地则进行"扫荡"行动，并将这三种手段有机结合，反复实施。为达成进攻根据地的目的，日军采取多种特殊战术，派遣特战部队伪装渗透，企图突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指挥部。此外，日军还在不同阶段秘密安插间谍，从事情报搜集和内部破坏活动。其中两起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二九师指挥部在根据地内多次转移，干部轮训队始终紧随其后，驻扎地点通常与师部保持约十华里的距离。某日，轮训队没有教学任务，全体人员得以休整。得知驻地二十里外的深山中有一座香火鼎盛的寺庙，虽规模不大但颇有名气。刘昌义邀约我和几位干部学员一同前往探访。沿途林木葱郁，山水相映，清澈的山涧溪流蜿蜒而下，我们顺着山间小路前行，被沿途美景深深吸引。途中遇到香客，得知距寺庙还有七八里路。在一处山涧水潭中，我们发现大量游鱼。艰苦的军旅生活让我们萌生了改善伙食的念头。经过商议，大家决定放弃前往寺庙，转而在此处捕鱼。几位学员脱下军装，跳入水潭嬉戏捉鱼。由于当地百姓不食鱼类，潭中鱼群密集。我们将裤腿扎紧装鱼，每人兴致勃勃地扛着装满鱼的"裤袋"返回营地。虽然未能到达寺庙，但此行收获颇丰。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我们才了解到那座未曾造访的寺庙正发生着异常事件。根据保卫部门的记录，多位前往还愿的女性香客在上山后神秘消失，尽管多次派遣人员展开调查，却始终未能发现任何可疑线索。恰逢部队一位科长因肺部疾病需要静养，组织便与该寺庙取得联系，安排其前往疗养。这位科长入住后观察到，寺庙规模虽小，但由于地处深山，白天香客络绎不绝，香火鼎盛，但每到傍晚时分，所有香客都会下山返回，庙中并无留宿者。寺内仅有一位中年住持和一名小和尚常住。

这座看似普通的寺庙隐藏着诸多异常现象。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庙宇内总会传出诡异的声响。虽然庙中仅有两名僧人居住，但中年主持频繁下山采购物资的行为也显得颇为可疑。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了保卫科长的警觉，他派遣警卫员接触小和尚，却发现对方是个哑巴。保卫部门随即展开深入调查，最终揭开了这座寺庙的真实面目：它是日伪特工组织在我根据地建立前就秘密设立的据点。经查实，中年主持原为国民党地方部队旅长，投靠日伪后，按照特务组织指令杀害了原主持及其他僧人，并将幸存的小和尚毒哑作为掩护。大雄宝殿后的千手观音像下暗藏地下通道，密室中藏匿着二十余名匪徒，配备有电台设施，并设有通往庙外的地道。这些特务白天潜伏于此，夜间则潜入根据地要害部门进行破坏和情报收集。保卫锄奸部门果断采取行动，成功端掉了这个日伪秘密据点，逮捕了全部特务人员，并意外解救了十余名此前失踪的妇女。

《后殿》东厢堂内设有一处机关装置，通过一块可移动的翻板实施犯罪行为。主持人在适当时机将前来进香还愿的女性引入该房间，趁其不备启动机关，使受害者坠入地下密室，与外界完全隔绝。这些落入陷阱的女性在魔窟中遭受歹徒的残暴侵害。直至案件侦破，十余名失踪妇女才得以获救，重获自由。

敌方特务机构对抗日根据地采取多样化的破坏策略，尤其针对八路军展开情报攻势。其活动重点在于系统搜集八路军指挥人员的相关情报，意图通过金钱诱惑策反意志不坚定的干部，同时深入掌握高级指挥官的详细个人资料，为实施暗杀行动做准备。这种渗透式的情报收集工作，充分展现了敌方特务活动的高度组织性和渗透性。

刘昌义与我注意到桌面上摆放着大量照片。在浏览过程中，我们认出了众多一二九师干部的面容。李参谋长从中挑选出两张照片，带着笑意递给我们，问道："你们仔细看看，这上面的人是不是你们这两个家伙？"

凝视这张照片时，我震惊得目瞪口呆。画面中两个人的面容虽然略显模糊，但依然可以辨认出是我和刘昌义。我们身着从日军那里缴获的马裤，腿上缠着绑腿，面对面交谈着。照片背面清晰标注着"刘、秦"两个汉字。刘昌义盯着照片，满脸困惑不解。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从未拍摄过照片，仅仅听说过照相这回事，对其原理一无所知，这张照片究竟从何而来？

据李参谋长透露，这批照片来源于一次战斗中缴获的日军保密箱，数量颇为可观。经辨认，照片中的人物大多为第一二九师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这些影像资料均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秘密拍摄完成的。从这一情况可以判断，敌方势力已经成功渗透至我军内部，其拍摄这些照片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获取我师各级干部的详细信息。对此，李参谋长特别强调，我们必须立即展开内部清查工作，并要求全体官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这一经历使我深受启发，在战争环境下，不仅需要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更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战略思维。敌方用实际行动给我们带来了深刻教训，"双方阵营中互有渗透，只有充分了解敌我双方，才能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1942年春季，日本军队对八路军各主要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完成5月份的第一轮进攻后，敌军立即展开了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此次行动的核心区域集中在太行山南部地区，具体范围包括邯长公路以南至浊漳河两岸地带，参与兵力达1.5万余人。其主要作战目标锁定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指挥部、晋冀鲁豫边区行政机构以及该区域内的其他军政单位。日军此次攻势异常猛烈，作战计划周密，继续沿用其惯用的"铁壁合围"、"突袭捕捉"、"多向扫荡"及"反复清剿"等战术手段，对根据地实施的军事打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一二九师师部在清漳河岸边的赤岸设立驻地，此时主力部队均在外线作战，仅留下新一旅的一个团负责护卫。面对数倍于我的日军，敌我力量悬殊，局势异常危急。敌军发动"扫荡"后，根据地核心区域兵力密集，而边缘地带兵力薄弱，同时敌占区防御空虚且补给线拉长。鉴于太行地区地势险要、群众基础良好，加上我们对地形了如指掌，师部领导作出决策：机关单位及周边部队必须突破敌军包围圈，实施转移。李达参谋长特别指示干部轮训队独立行动，不跟随师部转移。他强调：轮训队并非作战单位，应尽可能避免与日军正面交锋，需朝东北方向机动，从敌军间隙中穿行，确保干部力量得以保全，最终抵达安全地带。

南庄曾是我干部轮训队的驻地，由刘昌义担任队长，我负责教导工作。在敌军实施"扫荡"前，轮训已完成结业，多数干部已返回原部队投入战斗。原先的三个轮训队剩余学员整合为一支队伍，总人数达100余人，随行还有一个战斗排。队伍除配备短枪外，还补充了长枪装备。轮训学员主要来自战斗部队的营团级干部，绝大多数是红军时期的老战士，他们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出色的指挥才能。我们坚定地准备执行转移任务。我与刘昌义及一名副旅级干部学员共同制定了行动路线和转移计划，随后部署任务，开始实施转移。

密集的炮火声中，敌方多支"扫荡"部队深入我方根据地核心区域。我们采取"敌进我进"的策略，时而沿山谷溪流行军，时而攀登山脊前进，选择植被茂密处短暂休整。在与日军"扫荡"部队的数次遭遇中，均顺利规避。通过夜间行军、白天隐蔽的方式，部队已成功抵达武安县阳邑周边区域。

在驻地附近，敌情相对平静，部队决定就地扎营休整。夜幕降临时，通信员向我报告，他在傍晚时分注意到一栋房屋的横梁上栖息着一群鸽子，便趁天黑捕获了几只准备食用，却发现其中一只异常特别。我接过这只鸽子仔细查看，发现其体型明显大于普通鸽子，且脚上佩戴着金属环。从环中取出一张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日文，这才意识到这是一只日军用于传递情报的信鸽。日军为保密起见，采取无线电静默措施，转而使用这种传统方式传递信息。我立即请来部队中的日本反战同盟教官宫本进行翻译。据他解读，日军的某支进山部队已接到命令，将提前终止扫荡行动，返回据点执行新的任务。

为确保情报及时送达，我方迅速派遣人员乔装返回，目标明确地寻找师部所在地，以便将这份极具价值的信息准确传达至上级指挥部门。

根据最新情报显示，随着太平洋战局持续恶化，日军被迫调整战略部署。为应对这一紧急态势，其指挥部决定从华北占领区紧急调遣部分作战部队前往太平洋战场支援。这一战略调整直接导致了太行地区原有扫荡行动的提前终止，部队迅速撤回以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翌日，我们在某村落与当地武装的区小队会合。据他们报告，一支约百余人的敌军"扫荡"部队正向该村逼近，且均为日军，未见伪军随行。经分析，这极可能是敌军的一个中队编制。刘昌义与我进行商议，鉴于我方原有百余人，加上区小队可达两百之众，在兵力上占据优势，遂提议发起进攻。我向刘昌义传达了李达参谋长的指示，强调应尽量避免与敌军正面交锋，以保存建制和实力。刘昌义则认为此次作战可有效牵制敌军，缓解师部承受的压力。远处持续不断的炮声令我们时刻担忧师部机关和首长的安全。我深知刘昌义多日未战，求战心切。经研判，这支敌军很可能就是通过信鸽传递的情报中提及的提前结束扫荡计划而撤离的日军部队，而这个中队正是其回撤的先遣部队。

通过对敌我双方兵力装备的对比分析，我萌生了立即作战的念头。经询问区小队长得知，该村庄长期处于敌我拉锯的游击地带，村民已全部转移至山区。村口主建筑顶部设有三处街垒工事，村内分布多条地道，多数村民为便于我方作战，已将自家院落相互连通。区小队对地形的熟稔程度出乎意料，这为我们提供了极大便利。相较于敌方，我方在人员和武器配置上毫不逊色，且占据有利地形优势。敌军仅有日军部队，缺乏伪军配合，对地形陌生如同聋哑盲人，且毫无戒备，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与刘昌义商议后，我们迅速达成共识：立即发起进攻，给予敌军重创！

基于敌军既往行动规律，日寇通常以2至3人小分队形式分散入户搜查。我方采取应对策略，组建由5名队员和1名区小队战士构成的战斗小组，分别在室内及院落部署迎敌。作战过程中，我们坚持尽可能避免使用枪械，以防止暴露目标吸引更多敌军。刘昌义同志与我共同向全体队员传达了作战指令。此时，敌军距离我们驻地仅剩不足一小时行程。我们已在村口及主要通道布设地雷，全体人员均已进入指定战斗岗位待命。

日军进村后，果然采取了分散入户的搜查方式。《挑帘战》这一战术在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华北地区的农户普遍在里屋门框上悬挂布帘以阻挡灰尘。当日军用刺刀挑起布帘进入屋内时，由于他们的动作并非刺杀姿态，胸前便暴露出防守空档。我军战士抓住这一时机，迅速发起突刺，往往能一击制敌。我所带领的小组成员持枪待命，在布帘被挑起的瞬间果断出击，随着"噗"的一声，刺刀精准刺中，门口的日军应声倒地。我同时听到周边院落传来砖瓦碰撞的声响，显然其他日军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突然，一声清脆的三八式步枪枪响划破长空，随即整个村庄枪声大作，这表明日军已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埋伏。我判断此时已有约三分之一的日军被歼灭，于是迅速冲出院子。刚出院门，就发现一名日军尉官正蹲在老槐树下指挥一名背着无线电台的士兵进行通讯。尉官发现我们后立即躲进邻近院落。那名通讯兵背对着我仍在急促呼叫，突然一声枪响，他扑倒在地，失去了行动能力。我上前用驳壳枪连射数发，将无线电台彻底击毁。

激烈的交火仍在持续，枪声在村庄各处此起彼伏。

刘昌义高声呼喊道："截住那几个日本兵，别让他们逃了！"话音未落，村口处便传来地雷爆炸的巨响。

村落的巷战中，日军的长枪远不及我们的短枪灵活。尽管双方经常同时察觉彼此，但我们的短枪总能先发制人，将敌人击毙。这支由100多名经验丰富的学员组成的队伍，展现出极强的作战能力。在近身搏斗中，日军携带的掷弹筒甚至未能发射一枚炮弹。随着夜幕降临，枪声逐渐平息。我与刘昌义会合后，立即展开战场清理和人员清点工作。此役共歼灭日军120余人，仅有十余名敌人逃脱。为防止日军报复，我们迅速集结队伍，撤离村庄，朝着西北方向的青岩寨和峻极关急行军。

历经多日迂回行军的艰难历程，我们成功避开了日军扫荡部队的围追堵截，最终突破了敌人的包围。然而，在脱离险境后，我们心中始终牵挂着第一二九师师部机关和各级首长的安危，对他们的安全转移状况充满了未知与担忧。

六月中旬，干部轮训队抵达内丘、临城与赞皇三地交界区域，与一分区部队会合。据该部队消息，师部机关及首长已成功突破包围，脱离险境。五月反“扫荡”战役取得胜利！尽管敌军仍在山区开火射击，实施"合围"与"抉剔"战术，但其耗费巨大兵力却一无所获，最终只能在太行山脚下徒然仰望高峰，无可奈何。

这座巍峨的山峰象征着八路军的坚韧不拔，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这座山，正是八路军与中华民族的完美化身，展现出坚定不移的意志与永不言败的气概。

【秦忠(1917一2021)，原名秦懋书，黄安县(今红安县)人。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通讯队队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干部队政治委员，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沙市纱厂经理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湖北省公路局党委书记，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党委副书记，湖北省交邮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湖北省工交办副主任。是湖北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2021年3月14日21时40分在武汉逝世，享年10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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